我今年97岁，入党已有74年。回首过往，我一直秉持着19岁时便铭刻于心的信念：我的生命应当奉献于人民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成长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的意愿，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开始了医学预科的学习。彼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克服重重阻碍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织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文艺演出。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，自由的空气中洋溢着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，我很快成为团队的业务骨干。由于许多队员缺乏专业训练，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常有偏差，我便耐心地逐一纠正。久而久之，大家便说：“你很懂，你来打拍子吧。”就这样，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工团的指挥，我的指挥生涯也由此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而开启。

文工团的经历，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了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当地老乡们随口唱出的朴实歌声，那歌声真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清晰地认识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与人民共享美好的艺术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并非有人刻意教导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，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并应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随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去苏联学习合唱指挥，之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攻读歌剧与交响乐指挥。留学期间，我日以继夜地钻研专业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，欣赏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所取得的这一切成就，都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我的专业才能回报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调任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用了“笨办法”：自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起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讲解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誉为“郑小瑛模式”，并受到观众的欢迎。我这样做，只是希望大家能更深入地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样一件看似微小的事情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的理念。我们投入巨大努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这并非终点。歌剧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的传播至关重要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即使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位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更加健康、充满活力、富有创造力地发展。

这些年来，不少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称赞我在90多岁高龄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我只是认为，既然认定了该做的事情，就应该尽全力去完成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有人问我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了就积极治疗，如果是无法避免的，那就抓紧时间把要做的事情完成，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都挺过来了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宝贵的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官是其中的主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想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感觉自己正在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从19岁投身革命开始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便永远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我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一份微薄之力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没有别的奢望，唯独十分珍惜一切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